杨立民

发布时间：2025-04-05 07:50:00 来源：真相追踪网 作者：清风

《稀见说唱文献丛刊》前言文 | 杨立民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文献研究所业务主任一説唱文獻，簡單來説，就是記録説唱文學内容的載體文獻，亦即説唱文學文獻。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又因幅員遼闊，風俗各异，全國各地形成了帶有當地風格特色的説唱文學，如鼓詞、彈詞、寶卷、木魚歌、龍舟歌、時調、花鼓等。不過，由於説唱文學多爲文化水準不高的下層民衆所喜愛，不爲社會上層士人所重視，被認作下里巴人，難登大雅之堂，遂使説唱文獻被擯棄於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白話文興起，西方文學觀念傳入我國，爲學界所接受，學人開始重視説唱文學的研究和説唱文獻的搜集整理，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26年出版的顧頡剛《吴歌甲集》、1929年出版的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1929年出版的白壽彝《開封歌謡集》、1932年出版的劉復、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1938年出版的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等。1949年以後，黨和國家非常重視人民的呼聲，重視曲藝的創作和發展，説唱文學的研究和文獻的搜集整理出版更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山東大學圖書館是較早進行包括説唱文獻在内的俗文學文獻搜集的國内大型圖書館之一。早在抗戰期間，我館先輩曲繼皋先生（1903—1999）就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9年）第十四卷第二至第三期發表《圖書館徵集西南俗文學文獻之重要》文章，闡述圖書館搜集俗文學文獻的重要性和搜集辦法，他説：“所以此項重大責任，衹有讓圖書館去負擔，不分什麽畛域，凡俗文學文獻一律收藏，庶可以滿足研究各種俗文學人的需要，盡圖書館應負之義務。”“徵集各項西南俗文學文獻之方法，可用圖書館的名義分嚮各地方行政機關徵求，似較省費，也可减少麻煩，還能期其普遍。但這項工作最容易發生對方的敷衍，難得精密的結果，最好還是派有經驗的人攜款到處備價收買，比較切實且可收相當之效果。但除却徵集已有刻本外，尤應該有編輯的工作，因爲關於西南俗文學文獻不見於刻本的還是不少，我們既親臨其地，應該實地調查而加以記述，以爲後來各項研究之參考，所以編輯工作與徵集工作有同一的重要。”“我對於俗文學之研究從事有年，每苦於文獻缺乏。此次遷移南來，沿途所及，皆曾選購有關於此項之文獻，究以財力物力有限，不能爲大量之收穫，衹有望洋興嘆而已。”特别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馮沅君（1900—1974）、關德棟（1920—2005）等知名俗文學專家來山東大學任教，在説唱文學研究、文獻搜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關德棟先生更是先後多次赴北京、鄭州、蘇州等地幫助圖書館選購説唱文獻，爲山東大學圖書館的説唱文獻收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爲山東大學形成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理論研究、俗文學研究等方面的深厚傳統奠定了文獻基礎。山東大學圖書館説唱文獻收藏非常豐富，數量達兩千多種三千餘册（含複本，但不包括1949年以後出版的横排鉛印本及影印本），説唱内容也比較豐富，包括鼓詞、彈詞、時調、花鼓戲、寶卷、潮州歌、龍舟歌、河南梆子、號子書、歌仔册等，所涉地域主要有廣東、湖南、江蘇、福建、河南、北京、上海等。其中較早的説唱文獻有明萬曆北京真老黨六經鋪刻本《混元教弘陽中華寶卷》二卷（因破損不適合掃描，未選入本《叢刊》）、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破邪顯證鑰匙卷》二卷（因《中華珍本寶卷》已有影印，未選入本《叢刊》）、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雙玉鐲前傳》十五卷《後傳》十卷、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鈔本《新刻時調珍珠塔全傳前集》十一卷《後集》五卷等。所收説唱文獻的版本類型也比較全面，稿本、鈔本、刻本、木活字印本、石印本、鉛印本、油印本，各種版本都有，另外還有十幾種廣州五桂堂、成文堂等的機器板刻本，甚至還有不易見到的民國石印底本（我館收藏有數十種民國石印底本，開本巨大，多爲明清小説，也有十幾種説唱文獻，由於釘綫較緊，不易掃描，本《叢刊》僅選收1920年上海書局石印底本《繡像劉公案鼓詞》四卷、《繪圖説唱大破孟州》八卷兩種）。另外應着重説一下我館收藏的潮州歌册。1958年，經關德棟先生介紹，我館接收了著名俗文學專家、藏書家薛汕先生（1916—1999）轉讓的一大批廣東、湖南説唱文獻，總量達一千多册，其中有潮州歌册一百六十餘種四百餘册，這批潮州歌册主要是1955年在薛汕先生的建議下潮州李萬利書坊刻版的重印本。這部分文獻歸藏我館後并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研究，故未爲學界所知。吴文科在《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總序》中曾述及收藏潮州歌册較多的單位和個人，没有提及山東大學圖書館。2009年肖少宋博士論文《潮州歌册研究》曾調查到收藏潮州歌册一百種左右的藏書單位近三十家，如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非物質文化研究中心資料室等，其中也没有提及山東大學圖書館。2002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潮州歌册卷》七十册，收録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等藏書單位所藏潮州歌册一百三十種，是潮州歌册整理的重大成就。經與我館所藏比對，至少有四十種爲《潮州歌册卷》所未收或所收爲殘本。所以，這次整理就把廣州以文堂刻本《新刻正字車龍花燈記》二卷、丹桂堂刻廣州五桂堂印本《新刻大破天門陣三集》六卷、清廣州榮德堂刻廣州五桂堂印本《新刻大破天門陣四集》六卷、廣州五桂堂刻本《金絲蚨蝶前集》五卷《後集》五卷、潮州李萬利刻本《羅通掃北全歌》四卷、《五虎平北全歌下棚》二十九卷、潮州李春記書坊刻本《秦雪梅全歌》八卷《下全歌》十三卷等潮州歌册收録進來，以補《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潮州歌册卷》之不足。二山東大學圖書館由於歷史較長，遞嬗演變，收藏説唱文獻又比較多，且一直没有進行統一整理，故雖然一直由特藏文獻研究所管理，但存放并不集中，主要有三種情况：一是零星編目部分，或存於善本書庫，或存於普通古籍書庫，主要有彈詞、鼓詞、寶卷、時調等；二是未編目部分，集中存於善本書庫，主要有鼓詞、評話、時調、山歌、花鼓戲、河南梆子、龍舟歌、木魚書、湘劇、歌仔册、新曲藝等；三是集中編目部分，存於善本書庫，這部分主要指薛汕先生轉讓的潮州歌、潮劇部分，統一於“潮州韵文説部（潮州説唱）”題名下，收書一百九十八種四百八十三册。2007年全國開展古籍普查登記工作以後，我館積極響應，并整合人力物力，用兩年多時間將大部分特藏文獻進行彙文系統回溯編目，將部分没有編目的小唱本、碑帖、字畫、輿圖等文獻進行登記整理，并於2010年將所有特藏文獻搬入設施齊全的蔣震新館，這時我們還没有完全意識到館藏説唱文獻的價值，衹是驚嘆館藏説唱文獻之豐富。直到2018年5月，版本目録學家沈津先生到訪我館，在閲覽部分館藏善本的同時，也瀏覽了部分説唱文獻，沈先生對我館館藏説唱文獻給予了高度肯定，并鼓勵我們將這一部分文獻進行整理研究，出版發行。我校碩士研究生王安東在導師杜澤遜先生的指導下開始着手整理館藏説唱文獻，她主要針對的是館藏中集中存放且没有編目的那部分説唱文獻，并於2020年6月通過《山東大學所藏俗文學文獻研究》論文答辯，順利畢業。2020年我館制訂《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文獻整理出版規劃（2021—2030）》時，將館藏説唱文獻列爲繼《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之後的第二個文獻整理工作項目，并於2021年11月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確定將其作爲《山東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文獻系列》之一、以《稀見説唱文獻叢刊》爲書名。關德棟先生之子、我館退休副研究館員關家錚先生也對館藏説唱文獻進行了研究，他主要針對的是館藏中集中編目的薛汕先生轉讓的潮州歌、潮劇那部分文獻，并在2022年10月出版的《中國文化論衡》總第十二期發表長文《山東大學館藏潮州歌册叙録》。自從將館藏説唱文獻的整理工作列入出版規劃以後，在學校領導、圖書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積極投入整理工作。首先是確定整理範圍。這次整理是對館藏特藏文獻中的全部説唱文獻進行整理，涉及鼓詞、寶卷、彈詞、時調、山歌、潮州歌、龍舟歌、木魚書、歌仔册、評書等，一些小型的地方戲劇唱本如京調、河南梆子、花鼓戲、潮劇、粤劇、湘劇等也吸納進來。時間範圍限制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獻全部選取竪排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館藏影印説唱文獻不包含在内，已經有影印出版的説唱文獻一般也不包含在内。其次，精心進行選目工作。我們經過多次篩選、查重，核驗原書，將複本、已有影印本、因裝訂綫過緊、破損嚴重等而不適合掃描的文獻進行剔除，將因各種原因而分散的同一種文獻合并，最終選出七百四十六種文獻細目。2021年6月16日，我們召開了館藏説唱文獻整理出版座談會，趙興勝館長親自主持，邀請了我校杜澤遜、王承略、劉心明，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廖生訓、程魯潔、潘雲俠，山東省圖書館杜雲虹等專家，專門討論館藏説唱文獻的整理工作，并審閲這批文獻的保存狀况。第三，細心進行掃描工作。我們與具有古籍文獻掃描資質且有良好信譽的數據公司簽訂《文獻掃描與數據安全承諾書》，安排工作人員全程參與掃描工作，嚴格執行文獻出入庫登記管理制度，對掃描數據嚴格管理，修復人員全程參與掃描文獻的修復保護工作，不能掃描的文獻一律不掃，對斷綫、輕微破損文獻及時修復。其間兩次邀請山東省古籍保護中心古籍修復專家楊林玫來現場指導修復工作。第四，核對掃描書影，對掃描的説唱文獻進行分類排序。將説唱文獻的掃描書影一一核對，查缺補漏，對於顛倒的原書書葉予以更正。2022年12月9日，我們結合説唱文獻整理保護工作實踐召開了“山東省高校古籍保護與修復培訓會議”（綫上），邀請山東省圖書館李勇慧、國家圖書館崔志賓、浙江省圖書館汪帆、中山大學圖書館肖曉梅等古籍修復專家做了相關報告并討論修復案例。第五，將所有掃描文獻進行分類排序。由於説唱文獻的分類比較複雜，2023年4月25日，我們還專門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程魯潔、潘雲俠老師進行了綫上會議，討論説唱文獻的分類問題，兩位老師給我們提出了極好的建議。將説唱文獻進行分類排序是整理工作的重點，相對來説也是難點，如何將入選文獻有序排列出版是整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思考和商議，我們决定采用説唱文獻學術分類和類型分類兼顧的方法，主要分講唱類、民歌類、戲劇類、新曲藝類、其他類五大類，講唱類、民歌類、戲劇類三大類下又暗分若干小類，新曲藝類和其他類二類下不再細分小類。全書先按大類排序，講唱類、民歌類、戲劇類又按所暗分之小類排序，每小類按文獻題名拼音先後排序。所列分類表如下：上表中第四類爲新曲藝類，主要收録1950年前後北京寶文堂書店鉛印竪排出版的新曲藝類文獻。第五類爲其他類，收録未能歸入前四大類的説唱文獻十六種，主要包括清鈔本《丁野鶴遺著三種》、清蒲松齡撰清鈔本《富貴神仙曲》十四回、黄三元堂刻本《南嶽朝香誥》一卷、石印本《新出百勿得畫圖》一卷、帶有工尺譜的《浣紗記》二卷、《走雨踏傘》一卷等昆曲稿鈔本、稿本《昆曲劇目》一卷、清光緒浙寧鳳英齋刻本《新刻笙笛譜》一卷、明張通撰清刻本《張三丰真人無根樹詞》一卷、清李遵義撰民國初峴南學社刻本《峴南道唱演》一卷等，均爲稀見説唱文獻，不宜歸入講唱、民歌、戲劇、新曲藝諸大類，故立其他類以别之。三本《叢刊》共收録山東大學圖書館所藏説唱文獻七百四十六種，多爲稀見罕傳文獻，其中收録的廣東、湖南、江蘇文獻較多，上海石印鼓詞、時調、彈詞等，福建歌仔册、河南梆子、北京新曲藝等也占有相當比例，相對來説，山東本地説唱文獻收録的不是很多。山東本地説唱文獻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清鈔本《丁野鶴遺著三種》。該書收録《齊景公待孔子》等三篇鼓詞（第一篇題《齊景公待孔子》，第二、三篇未有題目），後附《板橋道情十首》（不全，存《老漁翁》《老頭陀》《水田衣》三首及序，清鄭燮撰）。是書《山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録爲：“丁野鶴遺著三種不分卷，清丁耀亢撰，清鈔本（殘損），一册一函，九行二十六字，無格；書衣有日照王獻唐題簽‘丁野鶴遺著，共三種，舊鈔未刻本’；文中又有王氏題記‘以下爲板橋道情，未寫全，上六行亦是’一行。”這三篇鼓詞是丁耀亢撰還是賈鳧西撰，至今尚未有定論，書中内容也未見丁氏所撰依據。劉洪强《丁耀亢及其文學創作研究》（202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四章《鼓詞等研究》中對此書作了詳細介紹，并説：“除《山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外，《丁野鶴遺著三種》不見於其他著録，且未見有人提及。而筆者見到‘丁野鶴遺著三種，清丁耀亢撰’分明爲今人所加，因此，這三種是否真爲丁氏所作，還有待於其他證據，但現在仍歸於丁氏名下。”書中有不少改動痕迹，有圈點，多處文字錯序被標識出來，有的地方已爲空白，但大體完整，字迹不一致，明顯不是同一人所鈔。此書對於研究清初鼓詞創作應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二種，清鈔本《富貴神仙曲》十四回。此書是清蒲松齡根據其著名短篇小説集《聊齋志异》中《張鴻漸》故事改編而成的俚曲，叙寫書生張鴻漸因參與告發縣官貪暴而被官府追捕，在逃亡途中得到狐女舜華幫助，經過幾番周折，終於父子登科，衣錦榮歸。此故事後來又被蒲松齡自己進一步改編成俚曲《磨難曲》三十六回。全書略殘，經修復，有朱筆圈點，又有墨筆增補，書中除鈐有“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書”陽文正印外，還鈐有“齊魯大學圖書館藏書”陽文正印，説明此書是我館繼承齊魯大學圖書館藏書而來。2018年齊魯書社出版《聊齋俚曲集》，收録蒲松齡創作俚曲點校本十五種，其中第十三種正是《富貴神仙曲》，所據底本是另一鈔本（書影僅有第七回首頁一張），二者相比，不同之處較多，相對來説，我館所藏鈔本辭句更爲典雅，離原作更近，遠勝彼本。第三種，清山蔭齋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繡像空洞記》八卷。此書從未見於著録，是清末流落塞北的山東人所著長篇鼓詞，書叙静極童子蔡蔭堂因前世曾澆灌衆花而與梅花程雪池、桃花許轉珠、蘭花韓愧璧、菊花鞠鳳妝、牡丹雲月江、蓮花孟蒼玉衆花仙的悲歡離合愛情故事，故事比較俗套，格調不高。本《叢刊》收録的清鈔本彈詞《晋陽外史》，也十分珍貴。此書作者未知何人，據全書開篇“詩曰：花舡盡日駕蘭橈，自紵新歌和玉簫。最是深閨多愁思，戲文營寫在前朝”可知作者應是一位深閨女性。全書圍繞《史記》卷三十九《晋世家》一段歷史展開：“（晋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晋陽。定公圍晋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晋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晋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晋陽外史》用小説筆法演説歷史人物故事，主要叙述趙簡子被圍晋陽，其第三子毋恤（趙襄子）四處借兵，與瓊香公主聯姻，瓊香公主掛帥，大發神威，收服衆將，解救晋陽。書中涉及衆多歷史人物，場面波瀾壯闊，故事相當吸引人。我館所藏此本，由於其計葉數字均在書葉最右端，裝訂時又均裝訂在裝訂綫之外（看該書第五册後半部分可知），故幾乎全書不知卷數葉次，至卷終大抵十三卷，雖然最後有“晋陽外史終”，但卷尾却是：“離情纔進三杯酒，宫主開言告主人。要知夫婦宫中語，再將後卷接前因。若然依舊胡言語，屁中之屁换腥鮮。戰國春秋無此事，何人造作死黄泉。寄語多才休唱玩，臨倦何妨一枕眠。”可見故事未完，此後應該還有内容。《晋陽外史》無刻本，查各家著録，國内尚有多家單位藏有鈔本，存卷最多者爲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寧壽堂鈔十六卷本，應是全本，國圖藏有兩套清鈔本，一存十五卷，一存十卷，戲曲研究院藏清鈔十五卷本，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鈔十四卷本，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鈔十二卷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舊鈔三十册未分卷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藏清鈔不分卷本。此書藏本雖不少，但學界研究成果却極少，希望我館此本能够抛磚引玉，引起學界重視，不要埋没歷史上如此有才的一位女性作家。清鈔本彈詞《天雨花》三十回，也是比較珍貴的傳本，此書雖僅存三回，但書中詞語與原本已經有明顯不同，并且已經改韵，顯然經過改編，對於研究《天雨花》的傳播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本《叢刊》收録的清鈔本《躧水號書》一卷，也是一種珍貴的説唱文獻。此書未題著者或編者，據字面意思，應該是勞動人民踩水澆灌時唱的勞動號子，衹是篇幅較長，具有文采韵味，似乎不是簡單的勞動號子，如第一首“早上來，天又晴，天地元黄一點明，日月盈昃東方亮，户封八縣盡開門，男效才良穿衣裳，女慕貞潔下廚房，□膳餐飯度齊備，適口充腸當點心。”又如“日頭出來乙點紅，主家請我到田中，子路顔回相遇見，都是知文達理人。漁翁漢，姜太公，文王拜他做總戎，年登八十扶周主，他是漁翁人上人。”全書共收録一百八十八首，後附一段未取題名的《西游記》李翠蓮説唱，又附《朱買臣》《西厢記》説唱，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寶卷部分收録的文獻也比較珍貴。如清鈔本《勸和卷》一卷，未見著録和研究，此寶卷故事非常簡單，但寫來饒有趣味，今天讀來仍不覺其俗。書叙常州無錫劉芳娶妻趙彩鳳，由於誤會，婆媳不和，劉芳生計，以磨刀殺人哄騙母親妻子，最終婆媳和好，家庭和睦。故事無大因果，無大波瀾，無大善惡。又如1932年張炳生鈔本《金簪寶卷》二卷，此寶卷也比較罕見，國圖藏有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鈔本，僅存下卷一卷，另據譚壎《父親譚正璧的萬卷藏書》（周嘉主編：《翥雲》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第15頁）記載，譚正璧先生亦曾藏有此寶卷鈔本。2014年《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第六册收録有1944年鈔本《金簪寶卷》，與我館鈔本屬於同一故事，行文多有不同。本《叢刊》收録了1950年代憲德堂、韵文堂等石印本河南梆子《包公斷》一卷、《盗靈芝》一卷、《端陽節》一卷、《韓奇殺廟》一卷、《楊八姐鬧酒店》一卷、《販馬記》一卷、《新印鍘黄愛玉》二卷等。還收録了民國福建仙游振奇興石印本歌仔册《八美十音曲》一卷、《廣玉林曲》一卷、《王魁曲》一卷、《玉湯十音曲》一卷等、木活字印本歌仔册《陳經邦》一卷、《盧應譜》一卷、《王文龍》一卷等。還選録了部分新中國成立前根據地、解放區出版的紅色説唱文獻，如1941年大衆印書館鉛印本《蘇德戰争鼓詞》、1945年拂曉出版社鉛印本《新編論聯合政府鼓詞》、鹽阜區行政公署鉛印本《參軍記》、淮北大衆社鉛印本《大破張樓》、1948年山東新華書店鉛印本《蔣管區民謡集》、1948年華東新華書店鉛印本陶鈍撰《新編短篇鼓詞》等，用以展示抗日、解放戰争時期我黨和人民的革命熱情。本《叢刊》集中收録了1950年前後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發行的新創作説唱文獻《愛路模範胡蘭英》《割麥贊》《如今世道大變更》等八十二種，并將其單列一類“新曲藝類”作爲説唱文獻的一個大類，包括相聲、鼓詞、牌子曲、短劇、太平歌詞等各種説唱形式。之所以收録這些文獻，是爲了説明説唱藝術的賡續發展。北京寶文堂書店始創於清同治元年（1862），是我國近代出版史上歷時最久的書店之一，主要出版售賣各種戲曲、唱詞、評書等説唱讀物，還印行一些面嚮農村學堂的啓蒙讀物，深受廣大普通民衆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爲解决新舊文藝的聯合以及大衆文藝的創作問題，熱衷於大衆文藝的趙樹理、王亞平、老舍、苗培時等人於1949年10月15日成立了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宗旨是：“團結北京市新舊文藝工作者，及有創作研究興趣者，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文藝爲人民大衆服務的總方嚮指導下，共同學習、研究、創作，展開北京市普及的新文藝運動。”（《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會章》，載《大衆文藝通訊》1950年第一期）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不但致力於通俗文藝的創作，進行文藝普及，借此來改造舊文藝工作者，同時對通俗文藝的出版機構也予以幫助和改造，寶文堂就是它聯合和幫助的對象。之所以選擇寶文堂，苗培時認爲：“我們現在搞普及文藝運動，提倡大衆文藝，改造舊曲藝唱詞，對於專門出版這類書籍，而且對於廣大農村，有着深厚影響的寶文堂，是應該放上一定的力量的。因爲改造寶文堂這個印刷發行的陣地，使它由印刷舊的曲藝，改進印刷新的曲藝，實際上，就是我們要怎樣對待那些舊曲藝文學的態度問題。”（苗培時《且説打磨廠》，載《文藝報》第二卷第四期）更重要的是，在新文藝工作者看來，“開展通俗文化和文藝的工作，我們覺得，有重點地争取舊出版家共同來搞是一條近路。因爲他們的社會基礎較深，影響又很普遍，經過他們的發行網，很快地就可以把我們新内容的通俗書籍，傳播到廣大農村中去了”（苗培時《舊書店寶文堂的改造》，載《人民日報》1951年6月17日）。因此，王亞平、苗培時等數次造訪寶文堂，并介紹寶文堂經理劉善政和劉玉錚加入到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經理劉玉錚在《回憶寶文堂》一文中也曾説道：“1949年北平解放，經理劉善政因年老多病，就讓我全面負責編輯出版工作。當時我年輕，愛學習，在進步親友的影響下，思想有所提高，因此打破老傳統，以出版新文藝作品爲主。我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又進一步確定了爲工農兵出版新通俗讀物的方針。這樣，我很快地與文藝界的知名作家趙樹理、苗培時、王尊三、王亞平等同志取得了工作上的聯繫，并參加了大衆文藝創作研究會。那時我仿效魯迅先生的詩句，寫了這樣一副對聯來勉勵自己：‘横眉冷對封官修，俯首甘爲工農兵。’毛主席在文藝戰綫上宣導‘推陳出新’以後，我説服了劉善政停止再版舊通俗讀物，集中力量出版歌頌黨、歌頌新社會、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事迹，以及宣傳黨的各項政策法令的讀物。”（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馳名京華的老字號》，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293頁）對寶文堂的初步改造之所以能够順利開展既是因爲解决了舊書店“嚮何處去”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使其獲得了發展的空間及豐厚的利潤。1954年因爲公私合營，寶文堂書局轉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7年改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年撤銷，1980年中國戲劇出版社恢復建制，寶文堂書店也同時恢復，至今仍在經營。對於同一類型的同一説唱内容，版本不同或略有不同，我們也盡量收録。如中湘文星堂刻本《二十四孝》一卷和中湘黄三元堂刻本《二十四孝》一卷鼓詞，清宣統二年（1910）章福記書局石印本《繪圖安邦志全傳》八卷、《繪圖定國志全傳》八卷、《繪圖鳳凰山全傳》十卷（三部彈詞寫趙匡胤一家經歷唐末、五代、宋初興衰三部曲）和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大一統圖書局石印本《繪圖安邦志》八卷、《繪圖定國志》八卷、《繪圖鳳凰山》十卷彈詞，中湘黄三元堂刻本《後五美》二卷和石印本《後五美》二卷評話，中湘楊文星堂刻本《私訪九龍山》一卷和星沙黄三元堂刻本《私訪九龍山》一卷評話，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真修寶卷》一卷和清同治四年（1865）邵覲之、李益鎔刻本《真修寶卷》一卷，三元堂刻本《四季相思小曲》一卷和文星堂刻本《四季相思小曲》一卷時調，長沙刻本《新刻白牡丹小曲》一卷和中湘三元堂刻本《新刻白牡丹小曲》一卷時調，中湘三元堂刻本《新送郎歌》一卷和中湘文星堂刻本《新送郎歌》一卷時調，星沙刻本《小姑賢》一卷、益陽志安印刷店石印本《小姑賢》一卷和石印本《桂姑賢》一卷花鼓戲，中湘三元堂刻本《蔡昆山犁田》一卷和石印本《蔡昆山犁田》一卷花鼓戲，中湘黄三元堂刻本《蔡明鳳辭店》一卷和刻本《蔡鳴鳳辭店》一卷花鼓戲等。此類情况的出現，可以説明某一説唱文本的刻印改版先後有别，考見其部分流傳情况。本《叢刊》還收録了清末至民國期間出版的部分説唱文獻作品集。如民國二十年（1931）南京印書館鉛印本董蓮枝編《梨花大鼓書詞初編》、民國上海沈鶴記書局石印本《梨花京音大鼓書地集》、民國石印本《改良繪圖新鮮時調四集》存元集、上海久益齋石印本《繪圖改良最新時調》、石印本《繪圖最新時調》存天集、石印本《繪圖最新時調山歌》存貞集、揚州聚盛堂刻本《美人詩八集》存六集、民國石印本《時調山歌四集》四卷、民國上海久益齋書局石印本《新輯改良時調初集》一卷、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沈鶴記書局石印本《新出京津藝員拿手好戲秘本戲曲圖考》存二册、清末廣州璧經堂刻本《新出優艷遺芬》七卷存一卷、石印本《真好唱》四卷（原名《歌臺幟》，存三卷）、民國石印本鑄黄山人編《中華民國自由文章四編》存三編等。《中華民國自由文章四編》中的文章大多爲清末民初戲謔文章，收録的説唱文章不是很多，但一編中有《改良京調攝政遜位》、三編中有《失政王思妻特别京腔（仿四郎探母前段）》屬於説唱、《滑稽戲單》也有説唱之含義，鑒於此書已經十分罕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并且含有一定數量的説唱文獻，故收録於本《叢刊》。本《叢刊》所收諸多説唱文獻，大多都有帶廣告性質的封面或比較顯明的廣告語。如清光緒浙寧鳳英齋刻本灘簧《蕩划船全本》四卷，封面有“浙寧鳳英齋，衹此一家，并無分店，寧城西門外柳莊坊第三道墻門便是”。正式廣告大多出現在書後或卷末。如揚州聚盛堂刻本時調《五更裏男相思》一卷，書後有“買書人認明，小東門聚盛堂鈔發，二城圈内，花色不誤，各樣時色全，不惜工本加料，紙色鮮明，新板多。請到小記，决不欺人。申明”。憲德堂石印本河南梆子《韓奇殺廟》一卷書後有“本號最近新印《新花木蘭》《新西厢記》全部，并印《秦雪梅鬧書館》《觀文》《吊孝》，并有《蝴蝶全部》《七堂會》及曲子《胡二姐開店》《下書》等各種小説，樣樣俱全。如蒙惠顧，勿任歡迎。本堂主人記啓”。憲德堂石印本河南梆子《劉秀訪將收姬昌》一卷上册書後有“本號新印《秦雪梅觀》帶翻十字，并印有常香玉《新花木蘭》《新西厢記》及新舊小説三十餘種。如蒙惠臨，勿任歡迎。此啓”，下册書後有“本號新印新舊小説三十餘種。如蒙惠顧，勿任歡迎。此啓”。五桂堂刻本南音《正字宋太祖下南唐全本》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一書廣告較多，除在各卷封面、卷端、版心寫有“五桂堂”堂號外，還在大多數卷尾寫有專門廣告，并内容略有差异，如初集卷三、卷四末有“專辦各埠大小箱書、南音、龍舟、新舊班本、各種留聲名曲、大全、通勝日曆、新舊小説，陸續增出。批發從廉”，二集卷一末有“本號書坊專辦大小箱書、南音、龍舟、新舊小説、班本、各種留聲名曲、通勝日曆諸書，較訂無訛。代售克己”，二集卷二末有“本號書坊專辦南音、龍舟、新舊班本、新舊小説、留聲名曲、大全、通勝日曆，研究無訛。諸尊光顧，批發從廉”，三集卷一末有“本書局專刊各款南音，俱刊機器板，并增出各種名曲、大全、小説”，三集卷二末有“本書陸續增出各種名曲、大全及各小説。買者注意”，三集卷三末有“本堂增出各種最新小説、各種名曲、大全及學校書籍、湖筆、徽墨，兼辦古今書史、紅字頭通勝日曆，專辦各埠藝書。價格從廉批發”，四集卷二末有“專辦大小箱書、南音、龍舟、新舊班本、各種留聲名曲、大全、通勝日曆、新舊小説。各埠代理批發，格外克己”。有的廣告也介紹故事内容及作品價值。如廣州五桂堂刻金玉堂印本粤劇《金蓮戲叔》五卷書後有“古云‘多行不義必自斃’，觀之毒婦潘金蓮，私奸西門慶，該死有餘，乃復串同王媽，毒殺武大郎，卒被武松所殺，自尋隕滅。故小武金山七、花旦京仔棠，特串爲戲本，演出詞調，曲肖情形，誠驚世奇觀也”。有的廣告語中甚至出現了對翻刻者的咒罵語言。如刻本時調《百魚圖》一卷書後有“看書君子，敬習字紙。有人翻刻此板者，願做龔少卿子孫”。長沙左三元堂刻本評話《彭大人私訪蓮花廳》一卷書後有“如有翻刻此板，必是□家子孫”。本《叢刊》所收個别文獻中有收藏者的信息。如清萃英樓刻本木魚書《三合明珠寶劍全本》二續卷二、三續卷三、四續卷一、五續卷二諸卷卷末均有墨筆手書“胡張氏甲子年十月初四日置銀五毫半共乘五集”，這應是説唱文獻在清代婦女中傳播收藏的明顯證據。有的書還有收藏者寫的寄語，希望借書者借後歸還。如清鈔本彈詞《新編玉鴛鴦全傳》卷一末有手書“如有人，借去者，不要損壞，隨還者，君子，不還者，小人。俞告白”“看完隨還，不要損壞。特此告白”。此書卷二至五末均有相似表述，説明了收藏者對此書的重視和喜愛。四本《叢刊》收録的我館館藏説唱文獻，内容豐富，題材全面，涉及歷史人物、社會政治、愛情婚姻、神話傳説、宗教、時事新聞、婚喪活動、社會生活、堂班妓院、箴言箴規、紅色革命等各個方面，有的一個主題甚至有不同地域、不同類别、不同版本的多種文獻。如説唱社會時事新聞閻瑞生謀害妓女王蓮英的文獻，有時調民國刻本《閻瑞生謀害蓮英》一卷，蘇州恒志書社石印本《閻瑞生嘆十聲》一卷、《王蓮英十二月花名》一卷、《王蓮英嘆十聲》一卷等。説唱孟姜女哭長城的文獻，鼓詞有坤厚刻本《孟姜女唱春》一卷、《孟姜女哭夫》一卷、星沙同華堂刻本《孟姜女》二卷，時調有揚州聚盛堂刻本《孟姜女過關唱歌》二卷，花鼓戲有寧鄉黎綿芳堂刻本《池塘洗澡》等。説唱梁祝故事的文獻，鼓詞有民國石印本《梁山伯祝英臺還魂記》三卷存二卷、石印本《新刻梁山伯祝英臺夫婦攻書還魂團圓記》十六卷存四卷，彈詞有中湘三元堂刻本《繡像祝英臺》四卷，潮州歌有民國潮州瑞文堂刻李萬利印本《英臺山伯全歌》一卷、民國潮州李春記書坊刻本《英臺子全歌》十卷，龍舟歌有廣州成文堂刻本《英臺回鄉》一卷、廣州五桂堂刻本《山伯訪友》一卷、《梁婆求媳》一卷，木魚書有廣州五桂堂刻本《英臺拜月》一卷、《英臺問覡》一卷，南音有民國廣州芹香閣活字印本《英臺祭奠》二卷存卷下、民國廣州醉經書局刻本《正字梁山伯祝英臺》二卷，時調有刻本《祝英臺嘆五更》一卷，花鼓戲有益陽華文錦石印本《山伯訪友》一卷、石印本《山伯送友》一卷、石印本《山伯訪友》一卷、《山伯送友》一卷，潮劇有民國潮州李春記油印本《梁山伯與祝英臺樓臺會》《梁山伯與祝英臺十八相送》《英臺與山伯草橋結拜》等。從中可以看出同一故事在不同地區、不同説唱形式間流傳的内容差别。自1932年劉復、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問世以來，針對説唱文獻的研究一直處在“摸家底”的階段，因爲其曾經存世量極大，却又多被塵封，不爲世人所知，近年來雖然不斷有相關目録著述問世，但所著録的文獻總是不全面、可以補充的。如關於廣東説唱潮州歌、木魚書、龍舟歌等的著録，雖然先後有2009年廣州出版社出版的曾赤敏、朱培建主編《佛山藏木魚書目録與研究》，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譚正璧、譚尋編著《木魚歌、潮州歌叙録·曲海蠡測》，2015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4年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收録的黄仕忠等編《現存廣東木魚書、龍舟歌、南音、解心叙録》，《國際漢學》2015年第一期收録的張玉芝編《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藏廣東木魚書總目》等論著不斷問世，搜羅完善，本《叢刊》的收録依然能够有所補充。再如200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豫等編著《中國鼓詞總目》，其著録内容包括中國傳統鼓詞總目、子弟書單唱鼓詞總目、抗日解放戰争時期鼓詞總目、共和國時期鼓詞總目，可以説是目前爲止體量最大、收録最全的鼓詞目録，本《叢刊》收録的鼓詞依然有諸如《繡像空洞記》八卷等多部未見收録。總之，本《叢刊》的收録能够部分增補相關説唱文獻目録條目。過往的説唱文學、説唱文獻研究，多專注於一時一地一類的特色曲種研究，而缺乏全域性視角。本《叢刊》收録的這七百多種説唱文獻除在時間上延續較長外，還横跨多個地區、多個曲種，在以全域性的眼光把握這批文獻時，可以發現各個地區在説唱文獻的題材、結構、句式乃至印刷方式上都有所借鑒交流，而又在俗字使用和方言語詞上保持自己的特色，這是過往的相關著作較少涉及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爲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5月9日，習總書記在給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指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稀見説唱文獻叢刊》的整理出版，正是我們踐行習總書記文化兩創精神的具體實踐，是在弘揚中華文明、繁榮學術研究方面做出的積極探索。希望本《叢刊》的出版能够爲社會、爲學界提供素材，推動説唱文獻的研究，促進説唱藝術的創新和發展。當然，由於我們經驗不足，水平有限，整理工作難免有疏漏不當之處，敬請方家諒解指正！這幾年，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説唱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時間比原計劃遲了一些。在《稀見説唱文獻叢刊》即將面世之際，我們謹向薛汕等老一輩説唱文獻收藏家致以敬意，向馮沅君、關德棟等老一輩俗文學研究專家致以敬意，向王紹曾等我館老一輩特藏文獻工作者致以敬意，向爲我們整理工作付出心血的杜澤遜、王承略、劉心明、杜雲虹等專家致以敬意，向辛勤工作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廖生訓、程魯潔、潘雲俠等編輯人員致以敬意！同時，也感謝學校領導和圖書館領導對我們工作的全力支持！感謝部門同志齊心協力的辛苦付出！楊立民二〇二三年九月於山東大學圖書館■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供稿 | 田秀丽 编辑 | 王自晨监制 | 张颀审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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